习水县公职人员嫖宿幼女案，在县法院一审开庭审理，7名犯罪嫌疑人出庭受审。一些原本由司法部门为被告指定的辩护律师，昨天未出现在庭审现场，转由其他律师代理。“我不愿为这种人辩护。”一位辞去委托的律师说，他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没有一个人愿为此案被告辩护。（4月9日《京华时报》）

地方政府公职人员涉嫌嫖宿幼女的行径令人发指!司法部门指定的辩护律师拒绝为被告人辩护，这或许是辩护律师对此类行为的直接抗议，因为律师与常人一样，也有着契合社会主流的道德伦理判断标准。所以，从道德上说，律师拒绝辩护的行为颇有些“大义凛然”的意味———至少可以表明一个态度:“这种人，就是白给我钱也不为他们说话”———解气!解恨!
　　但法律上，律师拒绝辩护的行为却有点“说不过去”。按照我国法律规定，虽然律师有拒绝辩护的权利，但《律师法》对律师行使这一权利的情形作出明确规定:委托的事项违法;委托人利用律师提供的服务从事违法活动;委托人故意隐瞒事实。《律师法》还规定，律师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拒绝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由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给予停止执业三个月以下的处罚”。(张国卫)
　　 虽然嫖宿幼女挑战了人间的道德底线，应当受到法律的审判。但作为律师“不愿为这种人辩护”，却有逃避职责之嫌。这些律师拒绝辩护的理由让人觉得，他们只是因为道德情感上的原因，不屑于为这些被告进行辩护，并没有其他法定事由。
　　 被告即使非常无耻，也权获得辩护，这是一个审判原则。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有专门保护被告人辩护权的制度：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律师法》规定，律师必须有合理的理由才能拒绝辩护。《法律援助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擅自终止法律援助案件的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１个月以上３个月以下停止执业的处罚。可见，这些律师拒绝辩护是没有道理的。
　 辩护律师的职责不光是为好人辩护，而是为涉嫌犯罪的“坏人”辩护。好与坏的区别，只是一个道德判断。而律师的职责则是从法律、事实和证据出发，找出被告人无罪或罪轻，有从轻、减轻或免于处罚的情节，为被告人依法进行辩解。从刑事司法程序的角度讲，有控诉方则有辩护方，如果只有控诉而无辩护，这样的审判是不平衡的，难以实现司法公正，不利于法治精神的维护，还可能造成冤、假、错案。而刑事辩护是个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必须有受过专门训练的律师和公诉人对抗，才能彰显法律的公正。因此，即使是十恶不赦者，也应当得到公正有效的辩护。帮助被告实现辩护权，就是维护法律的尊严和秩序。
　　这些律师拒绝为嫖宿幼女案辩护，让人不由得想起美国大律师丹诺，他一生为无数死囚和刑事犯辩护60余载，从他的舌尖上救回了无数冤者和死囚，其中不乏真正的恶人，但他总是为这些罪人尽可能地辩护，并不因为有些人罪大恶极而放弃辩护。在他的辩护生涯里，没有一个被处死刑。试想，丹诺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会拒绝为“恶人”辩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