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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太升律师，深圳经济犯罪律师，现执业于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严格遵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秉承诚信、谨慎、勤勉、高效的执业理念，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利益。邓太升律师从事法律工作多年来，恪尽职守，为当事人提供快捷、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为法制建设尽了绵薄之力;在办案中不畏权贵、据理力争、维权护法，受到当事人和法院的高度认可和评价。
2013年6月30日7时许，被告人谭某伙同被告人吕某、邓某驾车窜至湖北省竹溪县城关镇滨河公园外，以丢包方式骗取被害人杨某现金14700元及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一张，并套取了该借记卡密码。后三被告人持骗取的借记卡在某中国银行ATM取款机上提取现金12000元。
本案被告人谭某等三人以丢包方式骗取被害人杨某现金14700元的行为构成诈骗罪，对此不存争议。但谭某三人骗取杨某银行借记卡并套取该卡密码后，在ATM机上提取现金12000元的行为该如何定性，产生了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谭某等三人持骗取的银行借记卡在ATM机上取现的行为构成诈骗罪。其理由是谭某等三人是以普通诈骗犯罪的故意骗取被害人杨某的财物，在骗取杨某的现金过程中骗得一张银行借记卡并套取该卡的密码，三人持卡在ATM机上取现的行为是其诈骗犯罪的持续行为。而在客观上，谭某等三人在套取银行借记卡密码时即可随时取现，即实际上控制了与该卡相应的银行账户中的存款。故对谭某等三人的行为应从整体上认定构成诈骗罪，诈骗数额为当场骗取现金的数额加上其在ATM机上所取现金的数额。
第二种意见认为，谭某等三人持骗取的银行借记卡在ATM机上取现的行为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理由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款第项所称‘冒用他人信用卡’，包括以下情形：拾得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骗取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谭某等三人的行为属于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行为，依法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因其诈骗被害人现金14700元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对谭某等三人应以诈骗罪和信用卡诈骗罪进行数罪并罚。
笔者赞成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诈骗罪是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欺骗方法，使受害人陷于错误认识并“自愿”处分财产，从而骗取数额较大以上公私财物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个人诈骗公私财物2千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
信用卡诈骗罪则是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是指使用伪造的信用卡、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使用作废的信用卡、冒用他人信用卡或者恶意透支，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数额在5000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
诈骗罪的犯罪客体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信用卡诈骗罪的犯罪客体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和国家关于信用卡的管理秩序。可见，诈骗罪是刑法关于诈骗犯罪行为的一般规定，信用卡诈骗罪则是特殊规定。在发生法条竞合时，应以特殊规定优于一般规定为原则。
本案谭某等三被告人是以诈骗犯罪的故意对被害人杨某实施骗财行为，在骗取杨某现金14700元的过程中，同时骗取了杨某的银行借记卡一张并套取该卡的取款密码。后谭某等三人持该卡在ATM机上取现12000元。客观上，谭某等三人分别实施了骗取杨某现金和在ATM机上取款的行为，而此二种行为间相互独立并分别被实施完毕。
第一种观点至少存在两个误解。
一是未能把握诈骗罪的既遂标准。所谓的既遂，就是行为人意欲实施的危害结果在客观上已经现实地发生。诈骗犯罪的主观方面是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所以诈骗罪的既遂标准是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结果已经发生。但如何具体判断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结果属于已经发生则存争议，理论上存在失控说、占有说、控制说等观点。通说认为，诈骗罪的既遂未遂标准是以行为人是否取得被骗财物为标准。
本案谭某等三被告人以丢包的手段骗取被害人杨某的财物，当杨某将其手中的14700元现金基于认识错误，“自愿”地交给谭某等人时，谭某等人非法占有杨某财物的危害结果已经发生，且其非法占有他人财物数额已经达到诈骗犯罪中数额较大的标准，即诈骗罪已经既遂。
谭某等三人虽然在骗取被害人现金的过程中同时骗取了银行借记卡，并套取了该卡的取款密码。尽管该借记卡所对应的银行账户中存有12000元，行为人只要在持有借记卡的同时知悉了密码即可随时取出银行账户中的存款，但是就借记卡本身而言，借记卡的成本价值并不高，远远到不到犯罪的立案标准，行为人可以随时取出卡内存款并不代表其在客观上已经非法取得该笔存款。否则，将取得借记卡并知悉取款密码即视为非法取得卡内存款的话，一旦出现被害人在被骗后立即发现并通过各种方式将该借记卡挂失并冻结存款，致使任何人无法以该被骗的借记卡进行取钱时，行为人的行为却被认定为诈骗犯罪既遂，显然不合理。
二是未能正确把握连续犯的认定。连续犯是指基于同一的或者概括的犯罪故意，连续实施性质相同的数个行为，触犯同一罪名的犯罪。第一种意见错误地将谭某等三被告人持骗取的银行借记卡在ATM机上取现的行为理解为与当场骗取被害人现金的行为性质是一样的，所成立的罪名均系诈骗罪。
事实上，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有关信用卡规定的解释》规定;：信用卡是指由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发行的具有消费支付、信用贷款、转账结算、存取现金等全部功能或者部分功能的电子支付卡。银行借记卡因具有消费支付、转账结算、存取现金等功能可认定为刑法中的信用卡。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的规定，骗取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属于构成刑法规定的冒用他人信用卡行为。本案谭某等三人以丢包方式骗取了被害人杨某的银行借记卡，后持该骗取的借记卡进行取现，其行为显然构成了冒用他人信用卡。因其取现数额业已达到信用卡诈骗罪中数额较大的标准，又因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与第二百六十六条系刑法的一般规定与特殊规定的关系，按特殊规定优于一般规定的原则，故依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之规定，其行为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可见，谭某等三人骗取杨某现金14700元的行为与持骗取的借记卡在ATM机上取钱的行为分别构成诈骗罪与信用卡诈骗罪。;因前后罪名不一致，故其行为不构成连续犯。对本案谭某等人应以诈骗罪和信用卡诈骗罪进行数罪并罚。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若本案谭某等人持骗取的借记卡在ATM机上取现，但所取的数额未达信用卡诈骗罪的数额较大标准，对其行为应当如何认定值得探讨。笔者认为，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概括故意，其持骗取的借记卡在ATM机上取现，但所取数额既然未达信用卡诈骗罪的数额较大标准，当然不构成信用卡诈骗罪。换言之，其行为虽侵犯了国家关于信用卡的管理秩序，但并未达到成立犯罪的标准，既不宜以犯罪对其行为进行评价。其行为虽不构成信用卡诈骗罪，但客观上非法占有了被害人在银行中合法存款，其数额可被先诈骗行为所吸收，即应当将行为人在ATM机上取现的数额计算入诈骗犯罪的数额中进行定罪量刑，以达罪刑相适应。
侵犯商业秘密罪
一、概念界定
1、定义：是指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或者非法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或获取的商业秘密，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
2、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具体包括以下三种：
1;)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其中，盗窃，是指以自认为不被商业秘密的所有人、使用人、保管人等发现的方法秘密窃取其商业秘密的行为。所盗窃的既可以是原件，也可以是复制件，还可以是自己以秘密的方式加以复制如偷拍、偷录等。利诱，是指以高薪、金钱、物质、工作条件、帮助解决户口、调动工作、就业、学习、留学等物质或物质性利益甚或女色等为诱饵使了解商业秘密的合营者、保管者、知情人等向其泄露商业秘密，如提供原件或复制件，口头、书面告知其内容。胁迫，是指以杀害生命、伤害身体、加害亲属、毁坏财产、揭露隐私、损害名誉、解除职务、克扣工资、开除工作等相要挟、恐吓，致使商业秘密的知情者向其泄露商业秘密。至于其他不正当手段，则是指除上述盗窃、利诱、胁迫以外的诸如抢劫、窃取、骗取等不正当手段。
2;)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只要通过其行为能让他人了解，获知商业秘密，不管其方式如何，都应以披露论处。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必须是通过的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的手段获取的。如果不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获取的，即使有披露或者使用行为，也不能以本行为论处。如捡拾了商业秘密材料，或者因工作如打印商业秘密，参与决策、讨论、咨询，进行监督、管理而获取的商业秘密，即使有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的行为，也不能以本行为论处。构成本罪，应属于第;3;种行为方式。
3;)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
此外，根据本条第;2;款规定，明知或者应当明知属于上列三种行为，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的，亦应以侵犯商业秘密论。如掌握商业秘密的人，违反约定或者权利人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而允许他人使用该商业秘密。其中，他人如果明知或者应当知道掌握秘密的人违反了约定或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而仍决意使用应对之以此种行为论处。还应指出，实施该行为，还应以其明知或者应知商业秘密是由于上述;3;种行为方式所得。否则，也不能以本行为论而按本罪治罪。
一、企业家没有刑事风险防范意识或者低估刑事风险
1.重民事风险轻刑事风险
目前企业的法律顾问和法务部门，主要关注的是诸如知识产权等民商事法律风险，对刑事的法律风险往往疏于防范。
2.;只要对GDP贡献比较大，相当于买了免予刑事风险的保险
一些地方政府追求GDP，企业只要在本地GDP贡献比较高，对地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有点违规行为地方政府有时会睁只眼闭只眼。很多企业家形成一种侥幸，只要对GDP贡献比较大，相当于买了免予刑事风险的保险。这样的种种心理导致我国企业普遍对刑事法律风险防范不重视，很多企业家不懂法律，也没有法律意识，长期游走于刑事法律风险的边缘。
3.;用钱可以免灾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制度不健全，很多领域都处在“摸着石头过河”阶段，人们的法律意识也比较淡薄，一些胆大的人敢为天下先，靠猛打猛冲闯出一条“血路”。但是随着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较高的层次，有关制度的逐步建立、健全，模糊地带越来越少了，一些过去行之有效的“潜规则”正面临越来越多的风险。过去人们不以为意的做法，现在就有可能是违法甚至犯罪了。同时，由于腐败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存在，一些企业家还习惯于“用钱消灾”，风险过大。
4.国有企业缺少应有的监督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里，国有垄断企业大都具有不受国家、社会控制和监督的“自行分配”机制。它们一定意义上固然保证了国民经济的稳定与国家产业战略的方向，但相伴而生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同时创造了强大的利益群体。权力失去监督必然导致腐败，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试图依靠内部条例和道德自律来约束国企高管手中的权力，难以奏效
二、企业家十大高风险罪名
1、贿赂犯罪
受贿类犯罪是企业家犯罪适用频率最高的罪名之一，也是国企企业家犯罪最为常见的罪名。与民营企业家不同，国企老总们代表国家管理经营国有资产，其权力行使具有公共事务管理的性质。正因为如此，国企老总们利用合法垄断的优势，陷于钱权交易的风险较高，受贿罪是他们所面临的首要风险罪名。但另一方面，当民营发展到一定阶段，所有权与管理权出现分离时，民企高管的受贿现象也开始显现。
2、非法集资类犯罪
非法集资类犯罪是社会关注度最高、影响最大的企业家犯罪之一。一方面，银行贷款政策不利于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合法融资渠道狭窄，资金需求缺口巨大;另一方面，股市持续低迷、房市调控、CPI高位运行、银行存款负利率等因素叠加，致使民间资本保值压力增大，急需投资渠道。在民间资本市场供需两旺，而相关疏导性制度安排又缺失的情况下，非法集资类犯罪高发就具有了一定的必然性。
3、侵吞资产类犯罪
企业如果没有良好的制度制约，面对自己管理、经手、支配的企业财物，总会有人动心。无论国企还是民企，严格的财务及资产管理都十分必要。事实上，民企发展必然经历“个体户”向现代公司的转型，作为“法人”存在的公司必须向社会独立承担，公司也因而具有了“公”的性质，上市公司在这一点上表现尤为明显。以此为背景，发生在民企的职务侵占犯罪，特别是民企老板、投资人的职务侵占犯罪将会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企业刑事法律风险点。
4、欺诈类犯罪
欺诈类犯罪是企业家犯罪媒体案例中发生率最高的犯罪类型。企业家犯罪作为智力型犯罪的主要表现形式，在方式上更多地表现为围绕经济利益“智取”而非“力夺”。欺诈类犯罪居多，符合该领域人群犯罪的一般规律。由此，防欺诈也成为商战中的要务。
5、挪用类犯罪
挪用类犯罪的查处率通常低于贪污、职务侵占等侵吞资产类犯罪的查处率，相当比例的挪用行为因事后归还而未被发现或追究。然在充满商机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的真正价值在于使用、流转而非简单的持有、占有或所有。一次短期的资金周转就有可能带来巨额利润，资金的使用权在相当程度上比资金的所有权更有价值。高收益和相对较低的被查处风险，使得挪用类犯罪无论在国企还是在民企中都较为常见。
6、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民营企业作为经营性经济实体，有固定的员工，有组织结构，有一定经济实力，往往也有地域或行业影响，并且在现行体制下难免与有关公职人员有些关系。如果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又出现某些持续性的违法行为，在认定标准又掌握不够严格的情形下，该企业从形式上看，就较容易齐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构成要件。涉黑犯罪构成的这一主体特征，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相关立法的科学性值得进一步审视。
7、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有的犯罪企业家为牟取巨额非法利益，专门聘请开票人员、财务人员，利用伪造的海关完税凭证抵扣进项税额，对外承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业务，涉及虚开金额数动辄上亿，造成数以千万计的国家税款损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呈现专业化、企业化、规模化趋势。
8、出资类犯罪
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在设立之初虚报注册资本、虚假出资，或在公司设立后抽逃出资实践中并非少见。
9、重大事故罪
工程质量问题、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安全生产问题无小事。一旦发生事故，往往导致群死群伤，不仅涉案企业家自身会因此终结，一个企业也可能就此倒闭。强化安全意识，加大在预防事故方面的必要投入，应成为企业和企业家节制非理性追逐利润心理的基本理念与行为导向。
10、滥用职权类犯罪
滥用职权的罪名以往更多适用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企业家似乎无缘。但随着刑法的完善以及严肃执法，国有公司、企业滥用职权，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国有资产，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等针对企业家的滥用职权类罪名条款，也开始在司法实践中发挥效力，这就要求企业家在经营过程中更为审慎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三、十大企业家犯罪风险点
企业家犯罪的高风险点，无论在企业家角度还是社会角度都值得高度关注。根据企业家犯罪统计数据，245个企业家犯罪案例中有203件能够识别出具体的刑事风险点。这些刑事风险点分布于企业运行的各个环节，其中排名前十的刑事风险环节如下：
1、财务管理
无论对于国企还是民企，财务管理环节的漏洞都是高危刑事风险点，这直接导致贪污、职务侵占以及挪用公款、挪用资金犯罪的高发。完善企业财务管理制度对于国企、民企都是迫切任务。
2、企业融资
前不久发生的曾成杰案，凸显了现如今民营企业的融资困境，大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贷款诈骗以及骗取贷款犯罪由此引发。另一方面，融资领域罪案高发，尤其是非法集资类案件高发，也反映出民间资本急需投资出口、民间融资借贷市场亟待疏导规范的现实。
3、贸;易
正所谓商场有风险，入市须谨慎。即便是具有合法身份的企业，在贸易往来中也可能不守信用甚而实施诈骗犯罪。这其中不乏在一定地域、行业内“声名显赫”、很有“实力”的大公司。因而，在贸易往来中严格依正常商业流程谨慎行事，冷静面对各种商业机会，是防范此类犯罪的关键。
4、招投标
在招投标过程中，更多居于招标一方的国企老总、高管实施了受贿犯罪，而更多为中标而参与串标、围标的民企老总则实施了行贿犯罪，双方在整体上形成某种对象分布。实践证明，实行招投标并不意味着可以杜绝该领域的权钱交易，招投标的具体规则与流程还需继续改进。
5、产品质量
2012年度产品质量类犯罪案件更多发生在食品及药品安全领域。这反映出执法、司法机关对民生问题的关注日益强化，企业家应用“以人为本”的意识节制“唯利润主义”的惯性，对涉及民众生命、身体健康以及环境安全的刑事风险加倍防范。
6、工程发包承揽
受《招投标法》的限制，发生在工程直接发包、分包环节的权钱交易数额相对较小，但该环节仍是预防工程建设领域腐败犯罪的薄弱环节。同时，发生在这一环节的腐败犯罪，往往会因对冲贿赂成本而降低工程质量，这为日后发生工程质量事故埋下了伏笔。建筑工程发包、分包环节的透明化，亟待进一步强化。
7、人事任用
国有企业在权力结构上与政府部门类似，官场潜规则在国企同样有效，国企也存在“吏治腐败”问题。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企在人事任用上的“权力勾兑”极少发生。国企改革任重道远。
8、证券交易
近年来股票市场低迷，股民怨声载道，主管部门加大了打击内幕交易等证券犯罪的力度。从案件查办过程看，该类犯罪虽具有一定隐蔽性，但只要线索浮现，查证并不困难。对于监管部门，应时刻监控股票异动等异常情况;对于内幕信息知悉者，则应始终坚守职业道德的底线。
9、物资采购
物资采购从计划经济时代起，就一直是企业运营过程中一个较为重要的贪腐风险点。与政府采购不太一样，企业物资，尤其是某些特殊生产设备异质性较强，实行公开招标、比价难度较大，这就为企业老总和高管们收受回扣创造了空间。“阳光化”采购，是防范此类犯罪的必由之路。
10、安全生产
民企相对于国企，更加重视成本控制以增强市场竞争力。但安全生产投入不足，则是民营企业的一大软肋。一旦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企业家本人的刑事风险也由此引爆。
1800年首次提出“企业家”概念的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相信：正是企业家使经济资源的效率得以提高。由此，企业家犯罪不仅仅意味着其个人所累积的企业家技能反向作用的发挥，还预示着对社会和经济体健康运行的深度危害。
就企业家犯罪而言，固然存在着无节制地追求利益的非理性倾向和法律意识淡漠等个体性原因，但就犯罪规律而言，企业家犯罪和其他犯罪一样，决定其存在状况和变化趋势的最基本和最重要因素，始终是企业家置身于其中的社会环境。
在不忽视企业家犯罪的个体性因素的同时，更加正视并客观分析影响企业家犯罪的环境因素，既是有效预防企业家犯罪的基础所在，也是借以明确社会改革方向与路径，不断推进市场经济法治化进程和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