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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太升律师，深圳刑事辩护律师，现执业于北京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为人和蔼可亲，容易沟通，办案风格亲切耐心，致力于通过良好的沟通为每一个当事人提供优秀的法律服务，做好实事，帮人排忧解难。法律专业知识扎实，办案认真负责，具有较强的判断能力及逻辑分析能力，一贯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一、死刑限制减刑判决书
申诉人：杜××，男，××岁，×族，××县人，初中文化程度，××年×月××日被逮捕。被捕前系××市第一橡胶厂工人。
申诉人因与王×流氓一案，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年××月××日以法刑一核字第228号刑事判决书“核准××市中级人民法院××年×月××日刑上一字第6号以流氓罪判处杜××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判决。”原判认定事实和论罪定刑，均有欠当，特提出申诉。现将申诉的理由和请求分述如下：
省高级法院原核判决认定事实有重大出入：
原判认定：“××年××月×日晚，王×、杜××为首纠集江×、李×、尹××、潘××等20余人，携带剑、棍、汽枪等凶器砸抄石×苗家。”事实上，那天晚上是张×军来通知我到石家去的，并不是我“为首纠集”;同时，我因为与石×苗的父母相处关系很好，去后，为了敷衍王×等人，只拾了一块砖头砸了石家的玻璃窗户，没有砸中任何人，就借故和江-伟一道走了，此事有张×军和江×两人可以作证。
原判认定：“同年×月××日晚，在杜××提议下，王×，杜××等人殴打了工人陈××。”这与事实完全不符。当晚，我在路×义家吃晚饭，后在回家的路上，是李×提出去打陈×的，我未作声，正好遇到陈×来了，李窜上去抓住陈打成一团，我既未“提议”，也未动手打陈×。只因我当时跌倒，被陈一伙围住，迫于无奈，才用水果刀刺了陈×，这是属于正当防卫行为，不能认为构成犯罪。
原判认定：“××年×月××日，杜××与祁×等人打伤郑×波头顶部。”事实上，×月××日晚，我与刘×征到矿务局看电影，途中，看到蒋×永等人追赶郑×波。此事完全与我无关。
原判认定：“××年×月×日晚，在杜××指使下，龚×斌开散弹枪击伤王×元，四粒子弹穿透了肺部。”这也不符事实。原来我和刘×斌，杨×在矿务局冷饮室，龚×斌来找我们帮助他运两袋瓜子回家，运好后，我和张×军到王×田家喝酒。酒后，在回家的路上，龚提出要去打王×春。到了王家，见到一人从屋里出来，龚*枪要打，我劝他不能乱打，他说：“不管是谁，我都打。”此时，我拣砖头砸了王家窗户的玻璃就走了。我离开现场后才听到枪声，杨×、刘×斌可以作证，此事认定是我“指使”，纯属冤枉。
原判认定：“××年×月××日，杜用刀捅伤油库工人夏×民的臀部。”其具体经过是：当时我和钮×贵在等候乘汽车，夏×民和钮×贵不知为何扭打起来，我上前劝解，夏照我的脸上打了一拳，于是，我接过钮的刀，刺伤了夏的臀部，纵然构成伤害，也只能算作防卫过当。
综上所述，原判认定申诉人所进行的5次犯罪活动，其中有两次我只动手砸了人家窗户玻璃，并未伤人，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用刀刺伤两人的问题，一次属于防卫过当，另一次则是正当防卫;其余一次所谓打伤郑×波一节，则完全与申诉人无关。由此可见，申诉人参与聚众斗殴，寻衅滋事，在进行流氓犯罪活动中，只是处于从犯地位，并非首要分子。原判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60条第1款之规定，作为处刑根据，足以说明承认申诉人并非首要分子。
而在认定事实部分，有一处却又说我“为首”，不免前后矛盾。另外，原判引用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第1条第1项，这一项规定“流氓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或者携带凶器进行流氓犯罪活动，情节严重的，或者进行流氓犯罪活动危害特别严重的;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而申诉人既非首要分子，且犯罪活动及其后果又不是“情节严重的”，更不是“危害特别严重的”，因此，不适用刑法第160条第1款规定的最高刑7年以上处刑。故原判对申诉人论罪处刑不当，请求按照审判监督程序予以提审改判，依法从宽处理!
谨致
××省高级人民法院
申诉人：杜××
××年××月××日
不是。
死缓，是指对应当判处死刑，但又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在判处死刑的同时宣告缓刑2年执行，实行劳动改造，以观后效。按照刑法修正案对刑法第五十条修改的内容，也即新增第二款关于“限制减刑”的规定，包含了三种实体情形：
一是累犯限制减刑。按照刑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累犯一般是指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五年内，再次故意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情形。由于累犯体现了较高的人身危险性，故刑法明确规定应当从重处罚。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印发的《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十一条也明确规定：“要依法从严惩处累犯和毒品再犯。凡是依法构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即使犯罪情节较轻，也要体现从严惩处的精神。尤其是对于前罪为暴力犯罪或者被判处重刑的罪犯，更要依法从严惩处”。可见，死缓犯作为判处重刑之罪犯，一旦构成累犯，必当从重惩处。
二是七类严重犯罪判处死缓的限制减刑。修正案规定，凡判处死缓的罪犯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而犯罪者，法院可以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这是因为，实施七种犯罪之人，严重危害社会治安，论罪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因具有法定从宽情节不宜立即执行，但作为限制减刑的条件是完全符合刑罚精神的。
三是犯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缓的罪犯限制减刑。“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是刑法修正案新创的一个刑法术语，原刑法没有规定，仅第八十一条二款使用了“暴力性犯罪”的概念，即“对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而“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理解上有争议，理论上一般认为，犯罪学意义上的有组织犯罪从严密程度可分为六种：简单共同犯罪、结伙犯罪、团伙犯罪、集团犯罪、黑社会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我们在贯彻刑法修正案时，对这一有争议的“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作狭义界定为宜，典型的包括三种类型：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和邪教组织犯罪。
按照刑法修正案对刑法第五十条修改的内容，也即新增第二款关于“限制减刑”的规定，但其实他们不是一个概念。
